[69]同年，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德克萨斯州同性恋鸡奸法案违宪的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Lawrence v．Texas)[70]中，肯尼迪大法官(Justice Kennedy)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Ｒights)的一项类似判决来反驳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禁止鸡奸法案合宪的判决。

[86]我们可以将《美国宪法》在美国人民心中的宗教文化意义称为美国宪法拜物教(American constitutional fetishism)。认识美国宪法本身的特点有助于由简单的移植借鉴心态到慎思明辨的研究态度的转变。

在很大程度上，《法国民法典》对于法国人的身份认同之作用，要比宪法大得多，因为法国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制定了十几部宪法，宪法本身无法提供稳定的认同标志。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美国宪法》具有较为鲜明的文本特色。一时间，外国法的问题成为了热点政治问题。[26]因为纳粹的历史伤痛，欧洲很多宪法法院和加拿大最高法院对于仇恨言论(hate speech)———比如否认纳粹大屠杀或者激起种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论———都采取非常限制性的态度。

在制度结构层面，美国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与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议会制有很大的不同;在世界其他地方，虽然有些国家也模仿美国的总统制，但无一像美国一样成功。[69]同年，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德克萨斯州同性恋鸡奸法案违宪的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Lawrence v．Texas)[70]中，肯尼迪大法官(Justice Kennedy)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Ｒights)的一项类似判决来反驳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禁止鸡奸法案合宪的判决。如果政治权力配置向地方政府倾斜，容易引发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对抗与冲突，不利于形成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

包括萨托利等人在内，过去一般认为，在两党制或温和多党制下，更有可能是多数派政党或稳定的多数派政党联盟执政，政府能力就会比较强，民主稳定性就比较高。马奇（James G. March）和奥尔森（John P. Olsen）就认为：政治制度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的作用……我们不认为政治仅仅是社会的反映，或者仅仅是个人行为的加总效应。⑥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已出版主标题或副标题带有宪法工程学、政治工程学、选举工程学、制度工程学、民主建构（architecture of democracy）、宪法设计等关键词的政治学专著达数十部。在全国范围内，如果一个政治家加入一个具有很高声望的政党将有助于他在自己选区当选，这就促成了政治精英在全国层面更多的政治合作。

41Donald L. Horowitz，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4， No. 4（Oct. 1993）， pp. 18-38.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Bao Gangs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实际上，宪法工程学沿袭的是政治制度研究的古老传统。

⑨ 第二，宪法工程学认为，特定的政治制度会导致特定的政治后果。39 对于高度分裂的社会来说，如何通过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来促成政治精英之间最低限度的政治合作呢？图3粗略地勾勒了这种政治逻辑，图中A、B、C三个柱状图分别代表存在高度政治分裂的三个族群—宗教集团，每个集团内部又区分为精英（政治家）与大众（选民）。逻辑上讲，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绝对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要优于相对多数制。上述讨论分析了对于高度分裂的社会来说，在四个不同层次上，何种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更容易促成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合作，并最终塑造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

高度分裂社会的通病是民主政体难以稳定，社会常常陷于严重的政治冲突。宪法和政治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的宪法与政治制度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尽管宪法工程学已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分支，但现有的宪法工程学研究缺少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忽视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也没有对宪法设计与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s）两者关系实现很好的理论化。这里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政治精英寻求选票与席位的最大化。

37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第44～64页。所以，宪法工程学认为，一部有效宪法的关键不在于其意图是否足够善良、文本是否足够优美，关键在于能否得以有效实施和运转，并能达成预期的政治目标。

面对精英提供的这两种政策选项，本族群的大众存在两种选择：支持或反对。⑨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Sep.， 1984）， pp. 734-749. ⑩Gary W. Cox，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Incentiv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4（Nov.， 1990）， pp. 903-935。

对方采取合作策略时，自己采取合作策略是最优策略。二、宪法工程学的微观基础与制度机制 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符合简洁性的要求。因为前者鼓励候选人及其政党寻求过半数选民的选票，有利于塑造候选人及其政党寻求跨族群的政治支持。萨托利认为，极化多党制显然不利于民主的稳定。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都是中央—地方政治分权的某种类型。第三，现有关于分裂社会的研究重视宪法设计、政治制度与社会分裂结构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论化。

31Robert Elgie （eds.）， Divided Gover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政党制度在中文语境中有双重含义，它既包括规范政党活动的法律与规则，可以称之为政党规则，又包括与政党数量和结构有关的政党体制。政治工程学的含义是相似的，差异在于前者更重视宪法，后者更重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制度。

William H. Riker， Duvergers Law Revisited， in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eds.），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Inc.， 2003， pp. 19-42. 22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所以说，宪法工程学已成为最近二十年比较政治学快速成长的新兴领域。

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 Shugart， Juan Linz，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Appraisa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9， No. 4（Jul.， 1997）， pp. 449-471。在民主政体下，前者追求选票与席位的最大化，后者寻求对自己政策偏好的满足及政策收益的最大化。

从上述五个基本特征也可以看出，宪法工程学的核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分析。三、高度分裂社会的宪法工程学 宪法工程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是：如何在高度分裂的社会塑造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在高度分裂的社会，塑造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的条件是该国的政治精英阶层能够达成最低程度的政治合作。此外，还存在很多混合型选举制度的类型，混合型选举制度的激励效应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22当然，利普哈特的观点也遭到很多批评。

本文试图把比较政治研究跟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立足于经济人假设与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建立一个基于制度—行为—结果的统一的宪法工程学理论框架。第二，现有研究固然关注政治制度与政治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却较为忽视基于制度—行为—结果的机制分析，缺少对微观基础的关注。

Lawrence M. Anderson， Exploring the Paradox of Autonomy： Federalism and Secession in North America，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Vol. 14（ 2004）， pp. 89-112。23 Selway， Joel and Kharis Templeman， The Myth of Consociationalism？ Conflict Reduc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5， No. 12（ 2012）， pp. 1542-1571. 24Donald L. Horowitz，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4， No. 4（Oct.， 1993）， pp. 18-38. 25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4～397页。

一种观点认为，制宪过程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力量对比，因此政治制度不过是既有社会结构的反映。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两类政治参与者——政治家和选民——都被视为经济人。

议会有效政党数目高，意味着政党与精英更有可能寻求本族群的政治支持。精英收益用Revenue of Elites来表示，简称Re。其作用方式是通过制度—行为—结果的传导机制，这种传导机制的关键是政治制度对激励结构的界定。因此，通常来说，从两党制到温和多党制，再到极化多党制，它们提供给政治精英的跨族群激励是逐步递减的。

一类是规定政治参与规则的宪法条款和政治制度。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以具体制度和具体案例为主。

15但是，林茨的观点也遭到很多批评，包括案例选择存在地区偏差、低估总统制具体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忽略政党体制的重要性。在总统制或半总统制条件下，总统的选举制度亦非常重要。

图2展示的一种可能的理想类型是：宪法与政治制度所确定的政治权力结构——立法—行政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关系，鼓励诸种政治权力之间进行政治合作，有利于塑造稳定的一致政府。因此，总统制民主比议会制民主要脆弱得多。